我1956年回国时，遇上了我国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良好机会。我参与了四大紧急措施之一的组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为祖国自动化学科建设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当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1958年5月毛主席就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我们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等方针的指引下，开展了探空火箭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和人造卫星的预研工作，至1965年我国制订了“人造卫星发展规划”，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条件基本成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下，经中央统一领导，我国还是于1970年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8年组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现在已有四十多颗卫星发射上天，其中通信卫星和遥感卫星等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我有幸参与了这些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现代高技术的发展都是依赖于多学科的综合，卫星的研制涉及的学科门类有力学、电子学、计算机、自动控制、光学仪器、通信、材料科学、真空技术、制造工艺等。航天工程又是现代典型的复杂大系统，其工程规模庞大，技术面宽，耗资巨大，必须由国家统一组织，利用系统工程方法，组织实施。我国能够在投入较少、基础较弱，科研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目前世界航天大国之一的地位，主要还是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精心组织。八十年代中期，我受中国宇航学会的委托，担任了五年的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职务，深深感受到我国航天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光荣。
21世纪将是人类开发太空的新时代，空间通信和导航的发展将使地球变得更小，空间遥感和环境监测将使人类更深入了解地球，天文观测将进一步提供了解天体形成的过程，空间材料加工以及生物制品将提供更多地面不能生产的空间产品，月球和行星基地的建设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期望我国航天技术将不断占领科技高地，到21世纪中叶，能够与世界空间大国在航天科技领域并驾齐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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